（文/双重思想）一起去观影的朋友说：“士兵是普通的，谈不上伟大。他们的职业与千千万万的职业一样，获取高额的酬劳，势必就必须承受更大的风险，即使这意味着付出生命。所以，比利这样的士兵谈不上伟大不伟大，他保护了他的队友，他作战英勇，只能称得上优秀的士兵。他作为士兵的技能足够优秀，但仅仅称得上优秀而已。“

　　他还说：”你听我这样说，肯定有想打我的冲动，但是在电影中，剥去人们虚伪的行为，人们难道不是真的这样想的吗：你负责保家卫国，我负责交税，给予你们足够的优待，免去你们生活所迫。我们是劳资关系，不是吗?就算这群士兵，肯定也接受这个事实，毕竟他们也是为了生活所迫参加战争。”
 

　　的确，李安很聪明，选择用第一人称讲述这个故事，并配合不断穿插的回忆，来体现主角的心理活动。这样观众很容易便代入这个角色之中，同情他，为他悲怮。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歼十女飞行员的牺牲，还是维和英雄的殉职，因为距离我们生活太远，我们并不会有太大的伤痛。
 

　　看上去，这是理性的思考，但是，仅仅凭借这一番说辞，将所有士兵的形象扁平化，将一切矛盾抹去，这样对吗?我尝试回忆了一遍剧情。电影中，比利是作为一个局外人出现的，他力求真实，拒绝美国歌舞升平的虚伪。在橄榄球场的一切使他迷惑，他为什么突然从一个小混混成为一个英雄，又为什么有人对英雄表示表面的赞同，为什么有人并看不惯他们，他们做出了足够的牺牲，但传到人们之中，为什么只能作为一个歌颂的故事存在，他们真实的想法不能传达，他们的行为也被所谓的崇高而曲解。
 

　　但他同样是一个悲剧，他离开了士兵这个称号，他一无所有。更悲剧的是，他已经永远的离开了和平的生活方式，堕化为一名杀手。终于，我发现我为什么会对这位朋友说的话产生违和感，因为展现在我面前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他有他的独立思考，任何将其异化的话，都是对我们生存意义的否定。
 

　　比利有他的无奈，这或许是受制于他所选择的职业，如存在主义所言：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你选择一份职业，会受制于它的义务于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之外，你失去了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