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入尘烟》:城市里的电影院能飘到黄土里吗？
发布时间：2022-07-23
当《隐入尘烟》成为今年豆瓣评分最高的华语电影时，争议也随之而来。
在网上发布的一张红宝书截图中，一位博主质疑道:
“农村人真的长这样吗？”
“我2007年上初中的时候就有手机了，大家都正常佩戴。很多人家里都有车。其他地方不太了解。真的这么落后吗？”
有些人看不到这个国家的内部肌理，误以为自己所处的水泥格子间代表了全中国。
也许正是这部农村片的意义，将人们的视线重新引向那些被遗忘的角落。
《隐入尘烟》是一部很难轻易定义的电影。
有时候就像纪录片一样。
没有酸甜苦辣，只有努力的人。你甚至可以学习如何种田、养鸡和脱粒。在完全脱离机械自动化的情况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有时它就像一个东方寓言。
主角坐在山脊上，说着哲理台词。很多人质疑这不像是西北农村的男女，更像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但无论如何，这部电影让它的观众忍不住抹眼泪。
故事发生在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罗城乡花墙子村。讲的是两个农民微不足道的生活。
那人叫马友铁，排行第四。他的兄弟们分别叫金、银、铜，只有他是铁，仿佛生来就带着锤子。
父母和两个哥哥去世后，他留在三哥家做长工。沉默寡言的他只知道干活，所有的资产加起来也不过是一头驴，一个村里无人理睬的破破烂烂的光棍。
村里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叫曹的媳妇。
你的命运比有铁还惨。她从小就被家人虐待，睡在驴棚里，经常挨打，患有一种不知名的疾病，大小便失禁，总是尿在裤子上。脊柱侧弯，手抖，走路一瘸一拐。
失去生育能力和劳动能力的桂英，在中国农村无疑被判了社会死刑。她的哥哥和嫂子不喜欢她，把她像破布一样扔给了单身汉。
于是，两个被全世界抛弃的人找到了彼此。
导演邵在豆瓣上的短评中写道:“你的英语一直在，但铁却不在”。在中国的农村，有无数像桂英一样被侮辱和伤害的底层女性，她们很少有运气遇到一个马立克有铁的男人。
男人会把好吃的塞到女人手里。一个馒头，一根麻花，一个苹果，一碗粥。他不能表达自己。他只会笨拙地说:“趁热吃”。
莹碧有铁，无法表达。你甚至很难看到这个胆小而笨拙的女人说话。
但她第一次大声说话，是为了马有铁。
村里的恶霸张永福生病了，需要熊猫血。讽刺的是，最低的那个马友铁，血型和村霸一样。站在那个人旁边的桂英胆怯而坚定地说:我们不去。在采访中，导演解释说，桂英觉得她终于在一个男人身上找到了被关心的最基本的权利，所以她必须为马友铁而战。
当然最后马友铁还是去献血了。村民的压力就像一把无形的枪顶在马友铁的背上:村里的恶霸张永福还欠着村里很多房租和水电费，他要是死了，大家的钱都没了。
“农村被城市吸走”的鲜明比喻不断在马友铁身上重现。
何炅有铁开着村霸儿子的宝马去献血了。第一次，失禁的桂英不小心在车里小便，第二次，宝马车的后座被塑料薄膜覆盖。
每次去献血，村霸家里都会摆满饭菜招待两个农民，但他们每次都不动筷子，只问诺诺:你要记得还给村民。
富人一边吸他的血，一边觉得他脏，却要维持一种虚假的体面，准备一桌子没人动筷子的饭菜。
英焦急地看着那个人，害怕他流太多血会被杀。镜头外观众的心也被吊了起来，想起了《活着》中被活生生抽干了血的尤清。
就在这两个破碎的人之间，孕育着世界上最健全的感情。
铁友拉着驴车进城帮三哥拉家具。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路边的服装店看到了一件粉红色的外套。他一心想给桂英买这件外套，盖住她总是湿漉漉的屁股。
但现实是，他连80块钱都拿不出来。
老板娘撇着嘴跟他抱怨:没钱买东西。他只是憨厚地笑了笑:下次有钱再来买吧。
一个开宝马的村霸的儿子路过，用80块钱买了这件大衣，送给了游铁。铁也知道我拿了这件80块钱的大衣就欠了人情，以后还得去献血。
铁友穿着新衣服，赶着驴车。他在村口的桥上看到了正等着他回家的桂英，拿着手电筒照亮了漆黑的夜路。
桂英在寒风中歪歪扭扭地站着，从怀里拿出热水壶。天还是冷的，我花了四趟回家才把热水暖好。她做这一切，就是为了让铁友能先喝上一口热水。
这也是两个笨手笨脚的人第一次为对方准备礼物。一壶热水就像扛着一个弱弱的太阳。
两人对话很少，镜头只随着季节变化。导演说，“更多的时候，我们都在等待时间和命运的安排。就像农民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土地和时间一样，我们也把电影的命运交给土地和时间。”同样，在大银幕上，也很少看到拍电影如此笨拙的人。
夏天，小麦结穗。桂英手里拿着六粒带铁的麦子，用野草编织着吕。夫妻二人爬上屋顶睡觉时，会用绳子把桂英绑在裤腰上，生怕她从屋顶上滚下来。
秋天，得了麦疹，铁带她到沟里洗澡，搓背。路边灯光一照，两人吓得哈哈大笑。铁友把桂英抱上驴车时，会提前在麦垛上铺一条沟，让她坐得更安稳。
在他们的生活中，没有发生任何值得城市话语关注的重要事件。就是种地，收割，开车，打水，盖房子，养鸡，喂驴。
但是“爱是上帝赐予人类的唯一公平的东西”，在沉默的、卑微的、不被人注意的生命之间，可以有巨大的力量。
在这个“破碎的人”的家庭里，没有孩子，但身边有很多动物。
而两个人和动物的关系反映了他们对待世界的方式——底层的人会对他们底层的动物产生怜悯之心。他们不愿意看着动物受苦，宁愿自己受苦。这是一种原始的善良。
马铁几乎从不骑他的驴。他总是走在前面，慢慢地牵着驴。
开始的时候，毛驴吃了家里的麦子，三哥气得打毛驴。铁难受得连饭都吃不下，就偷偷安抚驴。
铁去城里拉家具，走了一天，到家时天已经黑了。他三哥骂他磨蹭，他也没反驳，因为他实在不想坐在驴上，让那头可怜的驴跑得更快。
为了养鸡，铁友向邻居借了10个蛋，在电灯燃烧的温度下孵化小鸡。两个人在闪烁的灯光下闪闪发光。
"当小鸡破壳而出时，你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你的妈妈。"两个边缘人抱着简单的生育理想，保护幼雏。
但是善良是换不来命运的优待的。
尤铁和桂英的“家”被推倒了三次。村里的老房子拆迁，一栋老房子会补偿村民15000元，也就是这15000元会让两个无家可归的人居无定所——房子的主人总是把他们从要拆迁的老房子里赶出来。
每次拆房子，大家都关心屋檐下的燕子。燕子找不到它的家。它将走向何方？
每次看着被推土机铲平的房子，我总是默默地回头看着废墟。
村庄被分成建筑，铁友和桂英被用作夺取地方的工具。他们被带到水泥样板间，两个人尴尬地磨蹭着——挪到楼里。家里的毛驴鸡鸭猪怎么办？
两亩地呢？
太高太远离土地，对于一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来说，各方面都无法适应。“驴子，这两个人，他们都是以陆地为基地的。不管是人能离开驴，还是驴能离开人，这一切都离不开土地，”导演李睿珺。
在西北农村，黄土总是粘在脸上、手上、衣服上。黄土化为尘土，落在那碗粥里，喝到干瘪的肚子里。对于有铁、比较粗放的农民来说，土壤是最干净的东西。
面包掉到了土里，桂英建议你停止吃铁。他简单地说，地球不嫌弃我们，我们怎么会嫌弃地球？
土壤也是最公平的东西。从小我们就听人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小农经济的经验总结。
导演李睿珺在媒体采访中反复表达同一段话:“不管你是有钱有势还是身无分文，如果你种下一袋小麦，会让你收获几十袋。这是土地的逻辑”。
如果你在春天种下一袋小麦，你可以在秋天收获二十袋小麦。春天驴子啃秧苗，秋天可以少吃一颗玉米。
拾穗者
土壤束缚了它们。
你的命运在山脊上，”还是要坚强。人可以用脚走来走去，不像长在地里的庄稼被驴啃，被麻雀啄，被镰刀割。他们只能在地里干活。”
铁漫不经心地回答:“长脚了还能往哪跑？我们被牢牢地绑在地上。农民离开了地怎么活？”
费孝通在中国本土也写过类似的文字。“我们说乡下人，虽然看起来带着一些轻蔑，但本地这个词用得很好。“土”这个词的基本意思是指土壤。农村的人离不开土壤，因为务农是农村最常见的谋生方式。”哪怕远在西伯利亚，只要有中国人在那里生活，他们都会播种，看看能不能种地。
两个人在黄土上耕种，用黄土做砖，然后把砖砌成房子；瓶破瓶底，用黄土固定在屋檐上，即雨瓶罐；然后用黄土在屋里倒个炕——黄土做的家就在那里。
直到被现代推土机残酷摧毁，土生土长的男男女女也消失在尘土中。
“无论如何，地球包容一切，地球接受一切。马友铁和桂英是两个孤儿，地球成了他们的母亲，”导演解释说。
“风一吹，麦子能说什么？
小麦被飞来的麻雀啄了还能说什么？
麦子被自己的驴嚼了还能说什么？
夏天被镰刀割掉的小麦能说什么？"
铁和聊天时，谈到了他们都遇到的村里的疯子。全村人欺负疯子，孩子们向他扔石头。只有桂英给了他一个小圆面包，但是梅梅回家拿小圆面包时被打了一顿。
铁小时候听不懂疯子嘴里的这段话在说什么，长大了才明白。
小麦说不出什么。像铁、这样的底层农民，他们无话可说，集体患上了社会失语。
他们默默承受着被时代抛弃的孤独，用朴素的人生哲学和无用的乐观主义消化着一切不该承受的痛苦。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把铁在夏天辛辛苦苦砌的一些土砖全冲走了。凌乱的两个中年人一遍遍用塑料布盖着珍贵的土砖，却一遍遍被大风吹落。
"许多袋子被风吹走了."
“你吹掉它，它就会吹掉。穿上衣服，别感冒了。”
他们在大雨中不停地摔跤，最后，他们高兴极了。他们坐在泥地里哈哈大笑，还不忘自嘲“哭笑不得，鼻涕搅尿”。
你不小心踩了嫩嫩的、嫩绿的麦苗后，心疼又有铁来安慰她:
“铲掉它，让它作为其他小麦的肥料。谁有谁的命？小麦也是如此。夏天镰刀断。”
命运是中国人最传统的信仰。相信今生的生死疲劳是命运的大手给的。
复杂的人生哲学，在一个农民手里，变成了轮回的麦穗。
我们亲眼见证了铁友和桂英辛辛苦苦种了一年地，收获的小麦最后换来了3974元。收粮员擦掉了4元的零头，然后刮掉了1570元的种子、农药和化肥。两个人一整年的收入只有2400元。
2020年5月28日，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李克强总理强调，“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人群，他们的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2021年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发布，居住在农村的人口为50979万人(约5亿人)，占总人口的36.11%。
这就是为什么桂英不能忍受地里的麦垛，一次又一次地把麦穗掉在地上。她急得跳下驴车使劲推了她一把，骂她是游手好闲的国王。“养驴不如养你。”
对于农民来说，每一粒小麦都是钱。这是一种超越城市阶层狭隘想象的体验-
“农村人对这个东西的欣赏和理解，是建立在他的努力之上的。很多东西不是用钱买的，是自己付出的。但在城市写字楼上班的人，可能只需要从零食的鸡蛋里买这一步。食物的浪费是好的，对食物背后的生命的认知价值不同，尊重的程度也不同。”导演李睿珺解释一下，为什么总是有软铁，而你却因为一堆麦子而着急。
我们的眼睛只学会了往高处看，满是熙熙攘攘的CBD和漂亮的数据，却忘记了另一群已经落伍的人。我们不关心这些人如何生活，他们如何面对摆脱他们的时代列车。
几年前，导演李睿珺在拍摄电影《家是水草丰饶的地方》时，一位参演的老村民希望把剧中的人像照片留下来拍一张人像照。照片给老人后，村里其他老人也来李睿珺合影。李睿珺一开始，我不太懂。最后我才发现，村里老人的照片大多是从身份证上扫描下来的，模糊不清，照片上甚至能看到身份证的长城防伪标志。
“他们不希望有一天死了，他们的遗照是从身份证上扫描下来的，上面有长城防伪标志的照片。”李睿珺在《一席》 7年前的演讲中分享了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似乎也融进了《隐入尘烟》的结尾。你没有可以作为遗照的照片，却要去照相馆把结婚证上的照片扫描下来，就这样模糊地挂在家里。
李睿珺 《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的另一部电影也向城市观众重复着同样的叙事。
老马是一个画棺材的木匠。他痴迷于土葬，无法理解火葬。老马在生命的最后，把孙子骗到草子湖边活埋。荒诞而富有诗意。
在现代社会，这几乎是一个无法理解的荒诞故事。火葬既环保又节约土地。为什么农民如此愚蠢地执着于把自己埋在地下？
李睿珺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解释你的意图:
“因为城里人和土地没有关系，但是对于农民来说，他一生都在和土地打交道，一生都在见证生命的开始，然后收获和哺育生命，来年再开始。在他的理解中，一切生命都是从土地开始，最后回到土地开始新的生活。在生活和生产方式上，农民会觉得我死了。回归大地似乎是生命之母。似乎并不意味着彻底的结束，但也可能是另一个层面的开始。这种想法会消除他对死亡的恐惧，最终接受它。”
这也是这位导演和他的农村作品的意义所在——我们看不到农民，不代表这5亿人就消失在这片土地上了。
21世纪这短短的20年，也是中国农民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的20年。
如果要说最近五年出现的一个印象深刻、立体真实的农民形象，你会想到谁？事实是，你恐怕很难想到什么角色。
在国产影视剧中，农民、著名农工、底层民众都是以落后、无知、活该被淘汰的形象出现的。他们被矮化为麻烦制造者，贪图财产的外国亲戚，榨干女儿的丑陋母亲。
我们对农民的想象越来越狭隘。
要么是他们傻，他们应该有城市农民工防骗手册。他们的苦难是由不可逾越的阶级限制造成的。
要么是作恶多端，进入不毛之地的刁民，有着数不清的坏心眼，总想从上层阶级那里讨些便宜。
最后一个用心塑造农民形象的农民是赵本山。
他彻底理解了中国农民的热情与狡猾，单纯与无知，胆怯与年轻。他愿意为这几亿人说话。
所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了可爱而真实的农民。他们不太好也不太坏，就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他们可以唱《红高粱模特队》，他们可以为老鳖承包鱼塘发愁。
第五代导演在创作高峰期，也是以农民为题材。
于是我们看到了《黄土地》1984年，想挣脱土地和庄稼人规则束缚的农村姑娘崔乔；1992年读完《秋菊的故事》后，一个卑微的陕西农村妇女为了正义敢于得罪上帝。
现在呢？制片人李放需要为《百鸟朝凤》的安排向影院经理下跪。即使CCTV 6播出农村电影，大多数人也只会选择换台。讲真，农村电影没有漫威宇宙吸引年轻人。
叙事视角和话语权掌握在精英群体手中。无论是创作者还是管理层，他们紧盯的都是大都市年轻人的钱包和点击量。
正如戴锦华所说，“除了中产阶级文化，我们看不到任何其他文化”。并不是中国真正的中产阶级多，而是我们逐渐被“成为中产”这种梦幻般的叙事所包围和诱惑。
我们抛弃了农民，因为他们不是消费群体，不是主流受众。
许多观众在看完《隐入尘烟》后感到了微妙的内疚和羞愧。这很正常，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出了电影院还会继续忘记他们。
很难想象，在今天的环境下，会有人愿意拍一部与娱乐无关的电影。
麦田，土房，河流，杂草，如何播下一粒种子，如何经历阳光看它长成一穗麦穗。
与商业大片相比，这部电影的排片率太低，甚至一票难求。即使你坐在电影院，你也会遗憾地发现门是空的。
但这些并没有阻止《隐入尘烟》成为豆瓣近年来少有的8.4分的国产大作，进入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然而《隐入尘烟》的国际认可度也成为了其被批判的原罪。
很多声音给它打上了“患消费、迎合西方审美、丑化中国人”的烙印，以一种俯视的姿态评论这部电影和它所展现的底层世界——
“我从未见过如此落后的地方。我农村不是这样的。”
“只要努力，就不会穷。”
“农村怎么会这么穷？是假的。”
不要惊讶，贾一直是这么指责的。2013年，他带着《天注定》去戛纳，被一个留学生质疑:“我们国家有这些问题，但为什么只拍穷乡僻壤？离开煤矿会死吗？”
现在连莫言都逃不掉了。人们这样问:为什么莫言笔下的中国人那么苦？他甚至马上为他贴上了网络标语牌:“一个外国组织宣传的作家，只想揭露黑暗的中国，而不赞美中国，迎合西方审美。”
莫言离不开高密东北乡，贾离不开煤矿，来自花强子村的李睿珺离不开“看起来很假”的农村。
中国由支付宝和二维码组成，还有麦穗和土壤。它可以不精致，不讨喜，但一定是真实而残酷的。
农村确实有很多种。
有号称“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也有被风沙吞噬的华强子村。但是，如果不去找后者，在网上几乎很难找到任何踪迹。
甚至在小红书里搜索“乡村”，都有宽敞豪华的自建房，出现了装修得像“韩剧的财阀”的乡村别墅。这是属于花园住宅的理想场所，是一个巧妙的打卡拍照点。
就像《隐入尘烟》在甘肃张掖的拍摄，在小红书用户眼里，是一个可以拍摄丹霞地貌的旅游景点。
但对于导演李睿珺、马武林大叔(男主角)和更多的村民来说，那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育于斯长于斯的家园。他们的腰带紧紧地系在这片土地上。
李睿珺有自己的紧迫感甚至责任感，这是都市人无法感同身受的——
“电影有时候就像一扇窗户。它帮你打开了另一扇窗，让你了解这个世界上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不同纬度的人们的生活。感觉作为那里的人，有机会从事形象工作。如果我不拍，我可能要一个人拍了。那我就做那片土地的记录者。”
电影里的土房是导演和他的家人、村民一起盖的。
我们对贫穷的想象太少。
消费主义在不断的展现和推动，上层阶级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诱惑就在前方，似乎只要往上走够了就能得到。
我们日复一日的淹没在上层阶级的想象中，不断的消磨自己的精神，在网上看到人均上百万的收入，提到20岁劳斯莱斯的得主，或者免费体验300平豪宅的富婆日。
事实上，每个阶级与其下层阶级相比都缺乏想象力。
专家坐井观天，建议低收入群体“有私家车拉，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也是一种创收方式”；经济学家对着镜头淡定地说:“谁没有个50万？中国人没那么穷。我们中国股民有几个没有50万的？”这是对市民的贫困缺乏想象。
与此同时，我们正在失去对农村贫困的想象。
农民和底层群体除了被做成惨不忍睹的风景，出现在流行的混砍视频中，几乎没有其他用处。
可悲的是，现实正在与电影的命运形成互文。
《外太空的莫扎特》第二天(7月16日)上映，抢占了35.7%的排片率。这部电影很欢乐，主流演员们热闹地聚在一起，观众们都在笑。
与此同时，排片率只有0.4% 《隐入尘烟》的大门显得格外寂静，零散的观影者和电影主角一起被撞出了一个充满欢笑的世界。
底层农民和他们的故事也随着票房一起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