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汉语文学中最具史诗特征的作品之一，对中国乃至东亚的叙事文学都有极深远的影响。毛泽东一生与这部书形影不离，这部从历史演绎而来的社会传奇引发了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思考和对受压迫的底层人民的同情与关注。毛泽东在写文章、会议以及日常谈话中常常引用《水浒传》中通俗易懂的故事，以此启发干部，说明道理。

“造反”的升华

毛泽东从小生活在农村，又有机会读到《水浒传》这样的文学作品，对于道统、政治、底层民众都有了一个逐渐清晰的认识。到了青年时期，毛泽东发现三者之间的关系是脆弱的，底层人民完全可以通过武装革命占据那个似乎遥不可及的道统之巅。毛泽东认为，《水浒传》是有“民主性精华”的古典文学作品，它的故事情节“有着民主含义”。梁山好汉们从行为上复刻了中国底层民众千百年来造反的史实，也从精神上反映了他们内心快意恩仇、翻身做主的渴望。在梁山泊内的平等精神，扩展到“开仓放粮”，是小生产者最具有革命性的理想，然而它只重视分配关系的改变；毛泽东在实践中将其升华转换为发动人民参加革命斗争的另一种形式——“打土豪，分田地”，则更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

共产党员与打虎英雄

在《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故事，最为中国人所津津乐道，并以各种艺术形式广为传播，他的打虎精神也被广为赞颂，几百年不衰。

1954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散步时，和身边的警卫人员谈起了《水浒传》，他问一名工作人员：武松这个人怎么样，他是英雄吗？工作人员答：武松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武功高强有血性，是个大英雄。毛泽东说：你讲得具体一点。工作人员说：武松赤手空拳打死猛虎，为人民除了害；他查明真相为兄报仇，杀死了西门庆、潘金莲，提着人头去县衙自首。可见，武松是一个疾恶如仇、敢做敢当的人。他醉酒痛打蒋门神，显示了胆识。因此，武松是个真正的英雄。毛泽东听了，说：你答得不错，给你打90分吧！

毛泽东也十分佩服《水浒传》中的打虎英雄武松，他赞赏武松大无畏的精神和这个人物的英雄豪举。但他却更深入地思考这个故事，把武松打虎看作一种敢于斗争的精神，并经常用这个故事启示干部。

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应该有一种武松打虎的英雄气概。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夸奖战将许世友“不愧是名副其实的打虎英雄”，敢打“国民党这只虎”！他经常称赞英勇的红军战士，个个都是武松那样的打虎英雄。

毛泽东一方面讲，共产党人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像武松一样敢于打虎，另一方面，他也对武松所打之虎作分析，用来说明：人民与敌人，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你不消灭敌人，敌人就要消灭你。革命者要放弃幻想，不与反动派妥协。

做拼命三郎石秀一样的革命者

毛泽东始终大力提倡干事业的拼命精神。他说：“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毛泽东把石秀这种拼命精神，作为共产党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和成就伟大事业必不可少的精神境界。有了这种精神，战争年代可以夺取革命胜利，建设时期可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本来，《水浒传》中的石秀，并不是梁山好汉中特别突出的人物，但书中在记述石秀时，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他在关键时刻不怕死，敢于舍命斗争的形象。毛泽东拨开这部书中较为原始、粗糙、杂乱的描写，看到本质，将其作为一种精神材料，进行提炼、升华，以此熔铸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

宋江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一生的革命实践中，特别强调共产党人要注重调查研究，并将其作为共产党员的一个基本功课来看待。

1937年8月，毛泽东在他所写的《矛盾论》中写上了这样一段话：孙子论军事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