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族宫,苗阜和王声召开了他们的相声班社——青曲社进京演出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还是头回参加!”苗阜在微博上有点儿自我调侃地说。毕竟,就在一个多月前,对于全国大部分观众来说,他俩还属于“默默无闻”的角色。
 

　　但随即,大年初一登上北京卫视的春晚并赢得好评,正月十五登上央视元宵晚会。短短十余天,苗阜和王声这对来自大西北的青年相声演员便在全国范围内打响了名头。
 

　　对于自己这一段如同“坐火箭”一般蹿红的经历,苗阜和王声连称有“机缘巧合”的因素。但机会来了,他们自然要好好把握:包括杭州、北京等城市的青曲社全国巡演即将启动。“终于能向全国观众展示我们陕西相声的风采了。”多年夙愿终成真,苗阜也颇为感慨。
 

“张玉堂先生一登台,台下观众就大喊‘烧鸡’‘烧鸡’”
 

　　“Nia　Nia,风浪太大咧。”
 

　　这是苗阜和王声在北京卫视春晚表演的《满腹经纶》中的一句经典台词。
 

　　“Nia　Nia”本来是陕西宝鸡当地人常用的一个语气词,平日里大家听到这个词,都不会觉得怎么样。但苗阜和王声却让这个地域性极强的土语变得广为人知。如今,再一提到“Nia　Nia”,可能很多人都会笑出来。
 

　　《满腹经纶》火了之后,很多人又上网找来了他们以前在剧场里表演的《大秦腔》《智取威虎山》《我爱陕西话》等相声作品来听。人们发现,这些相声作品里,都或多或少融入了一些陕西当地的语言、文化、艺术、民俗等元素。“任何艺术形式要想在一个地方扎根,肯定要入乡随俗。这很正常。”苗阜介绍说,传统相声本来就有很多穿插着方言进行表演的作品,比如《学四省》《怯洗澡》等等,“但是以往模仿山东、河北的方言比较多。”
 

　　新中国成立前,镶嵌在河北省境内的京、津两地,以及山东省,当时都是相声发展的重镇。“但其实相声当年在陕西也很火爆。”苗阜强调说,1937年,相声老艺人张玉堂等人把相声在西安发扬光大。张杰尧、李润杰等曲艺大家,也都曾在西安长期表演过,“如果我没统计错,新中国成立前,西安应该有多达53家曲艺演出场所。”
 

　　“听老人们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相声在西安也一直都很火爆。那时候张玉堂先生一登台,台下观众就大喊‘烧鸡’‘烧鸡’——张先生外号叫‘张烧鸡’。当时陕西相声演员非常受欢迎,北京来的侯宝林等大师,在当地的人气也比不上。”不过,陕西相声当年的“黄金时代”苗阜是根本没赶上,这个面向老成的“80后”相声演员,也是从小通过听收音机、看电视才喜欢相声的。当时,他最喜欢的相声演员是北京的马季和天津的李伯祥,而对于陕西本土的相声名家,苗阜一无所知。
 

　　随着对相声的进一步热爱和了解,苗阜也开始关注到了陕西本土的相声发展历史。“越了解这段历史,就越来越崇拜张玉堂先生。”原籍天津的张玉堂,在西安闯荡出相声的一片天地之时,并没有按照天津相声的风格来演绎,而是用热烈火爆的台风,满足了西安观众的口味。如今,很多过去见识过张先生表演的老艺人、老观众们,都觉得苗阜在舞台上的表演风格“很像当年的张玉堂”。而苗阜和他们青曲社在陕西相声界的票房号召力,也与当年的张玉堂地位相仿。
 

　　历史的巧合,也让苗阜无形中又增添了一份责任感——他不光要热爱相声,更要重新发扬陕西相声。
 

　　“陕西相声并不是一个什么‘独特的品种’,和别的地方的相声的技巧和方法都是一样的,但陕西坐拥十三朝古都,颇有一些文化积淀。这些东西加到相声里面,会非常有意思。”苗阜在整理陕西相声的历史资料时发现,很多老艺人已经对于陕西相声有了很多的探索,“我们的《大秦腔》《我爱陕西话》等作品里面,都借鉴了很多老先生们的东西。这些东西已经很多年没人说过了,现在我们重新捡起来了。”
 

“苦是一定的,但想要干成事都得吃苦”
 

　　随着苗阜和王声的走红,他们与青曲社当年如何艰难打拼的故事,也不断被媒体挖掘出来:从发端校园到茶馆立业,从遭遇经营纠纷到不断发展壮大……在每一次被问及“当年苦不苦”这样的问题时,苗阜总是很淡然地回答:“苦是一定的,但想要干成什么事不都得吃苦嘛?”
 

　　而对于苗阜来说,那段“最苦”的日子,某种程度上,也是他“最爽”的日子。
 

　　“那时候我一个月挣800多块,王声刚毕业还没什么收入。那是我们最穷困的日子。我们俩在王声的学校旁边租了一个小房子,天天在里面弄相声。”苗阜说,那一段时间,他们创作整理出了很多作品,如相声《大学生活》《杯酒人生》,对口评书《秦琼卖马》《斩雄信》等等,“我和王声常用的方式是:我会很快把一个形成笑点的东西发散出去,我能支得远。而我支得越远,王声往回拽得越狠,形成的矛盾、反差就越大。”苗阜说,把一个笑点“支出去”其实还算容易,如何能自圆其说地“拽回来”才更有难度,也更有喜剧效果,“不过王声的阅读量很大,他不怕这个。我们很多包袱都是王声现场翻出来的。”
 

　　王声算是苗阜“失而复得”的搭档:俩人从小生活在陕西铜川,都在矿务局子弟小学上学。一起登台表演过诗朗诵,也一起说过相声。“那个时候就是我逗他捧。”不过,随着王声小学五年级转学,两人便失去了联系。直到2006年,苗阜参加陕西电视台的“捧逗先锋”栏目,原来的搭档临时有事,有人为他推荐了一个相声发烧友临时搭档。苗阜一见,正是王声!
 

　　“我觉得这就是缘分,该我们俩在一块儿。”
 

　　舞台上的苗阜和王声,一正一邪,相得益彰。而在管理青曲社发展方面,两人也是非常互补——苗阜为人豪爽,好交朋友。无论是应对官方、新闻采访、各路关系等,都是苗阜出面；而王声严谨内敛,在青曲社主抓创作和管理机制,“青曲社上上下下都被他训过,包括我。”苗阜担心王声的铁面无私容易得罪人,而王声也担心苗阜的随性洒脱,不容易让青曲社的事业制度化发展。
 

　　当然,有的时候,“随性和洒脱”也能成为一个发展的契机——2008年,青曲社已经在西安基本立足了。但一次苗阜和他一个徒侄出门办事,路过西安当地最传统、最古朴,也是档次较高的一个剧院——人民剧院。“陕西的相声还从来没在这里演过,哪天能在这里演一场,咱就知足了。”这位徒侄的一句随口的感慨,却给了苗阜很大的触动。而转过年来的2月17日,王声的师父郑文喜老先生过世。一个多月后的3月20日,青曲社就在人民剧院举办了纪念郑先生的专场演出。为了这个演出,苗阜欠了10万元的债:“其实当时我徒侄说那句话的时候,我就决定哪怕是借钱也要让大家感受一下大剧场的氛围!我当时一个月才挣1000多块钱,但我觉得带着别人做事情,永远要给大家信心,看不到希望,这个事儿永远干不了。”
 

　　从当年举债走进大剧场,到如今被邀请全国大剧场巡演。苗阜称,自己对于发展青曲社和传播陕西相声的规划这些年来一直算是按部就班地进行中。不过,很多人猜测的“把青曲社开到北京来”却并不在苗阜目前的计划中:“我可能来北京也是开个陕西美食吧。至于说相声,还是各司其职,京津都有这么多相声演员了,我们能为中国相声守好西北大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