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姚小鸥)前一段，因为高校改制提出，职业教育成为一个话题。我给一位网友留言说早想讨论此事。这不是空话。我进入社会，可以说是从职业教育起步。

　　1965年，我初中毕业，没有被高中录取。我六个志愿全是高中，最后一个志愿是当时最差的学校郑州24中，也没有取上。我从幼儿园到博士，都是尖子，为什么考不上高中?1978年高考，我这个没上过高中的人，数学考了六十多分，百分制，差不多算是高分了(郑州大学数学系录取单科要求50分)，可见不是低能。对当时社会有一定了解的朋友都会知道，是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不让上高中，也给了出路，就是划拨到一所名为“河南省供销合作社半工半读职业学校”的地方学会计。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农村供销社的财会人员。学生每人每月都有12元的助学金。应该说，这个学校的办学人员还是努力的。但由于是探索，加之当时的社会风气，感到自己在学校里没学到多少东西。到《516通知》下来，全国搞文化革命，在这个学校差不多上了一年学，半年在郑州果品公司劳动(除例行的助学金外，劳动无报酬)，半年上课。课程是珠算、写字(包括汉字和阿拉伯数字的标准写法)、商业基础知识、政治经济学和数学(只有代数)等。虽然自己感觉没学到什么高含量的东西，但同学们后来不少从事会计工作，可证从职业教育的角度来说，学校办学的路子无大差。对我个人来说，开始对社会有了感性认识，也有了职业的概念。文革后期(1968年4月，准确说是文革前期后段)，我到郑州国棉六厂当了工人，职业学校的教育没直接用上，但工厂的实践使我知道职业教育的重要性。
 

　　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上的博士。正常应该是1990年获得博士学位。因为前一年的政治风波。在学校滞留了几年。1991年底或1992年初(大冬天)。我在长春某书店买了一本《七国职业技术教育》，这是一本介绍西方国职业技术教育概况的书，买了送朋友。我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了如下一段话：
 

　　某某(姓名隐去)有志于职业教育，予甚赞许。学术研究当有益于国计民生，无根游谈，令人生厌。中国正在并将彻底摆脱乌托邦主义的经济模式，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必在此社会之根本变革中日益显示出来。本书某某(姓名隐去)久索未得，故予购而赠之，以致意焉。
 

　　这位朋友是学教育的。其父当时的分管之一是职业教育。后来从媒体上了解到，这位领导在离任后还参与和职业教育相关的活动，可见是热心此事的，但多年来我国的职业教育起色不大。由此想到，职业教育必须由国家(而非仅仅国家某一个部门的负责人)重视，否则难以搞好。
 

　　我在工厂工作多年，知道技术之重要。中国目前争取成为二流强国(一流强国在可以预测的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分子生物学、超导之类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线工作的技工和技术人员的职业素质。制造业之外的其他行业情况亦大体如此。我对职业教育无甚高论。但自信所言符合实际。
 

　　附：医生、律师、会计等的养成，都是狭义的职业教育范畴。广义的就不提了，免生枝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