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复旦学者在《人民日报》撰文称,“今天西方已罕有学者否认在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至少在1500年内，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全面领先当时的西方的事实。”有关评论见博文 - 告别自慰 正视史实：复旦大学中国学专家宜补课。
 

　　有一点是肯定的，近几年我国各领域的学者越发显得踌躇满志，像前面这种高屋建瓴、一言九鼎的观点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
 

　　与这个“历史上我们大部分时间一直领先的”论点相呼应的是，一批高级专家认为我们目前在很多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也不完全是件坏事，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优势，这种优势叫“后发优势”。我曾在几个月前一篇也说“少走弯路”的博文中讨论过这个后发优势问题。
 

　　这个观点最先产生于经济领域，后来我们科教领域的专家也拿过来用了。它的提出是相对于“后发劣势”而言的。提出“后发劣势”的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后发国家总是通过模仿先发国家推动经济增长，而模仿有两个方面，模仿制度或是模仿技术。模仿技术易，模仿制度难。而如果通过模仿技术就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话，后发国家就会采取一种国家机会主义立场，导致发展的长远路径被限制。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反而成为制度转型的障碍，使后发国家因短期成功而付出长期代价。
 

　　另一位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持相反立场，他提出“后发优势”，认为只要政府善于发现和利用(地区资源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推出正确的发展战略，通过技术模仿，后发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能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优势。而且，只要发挥后发优势，经济增长并不需要以明晰的产权和宪政为前提。
 

　　两个理论的争论随着时光推移，目前渐渐分出高下。人们看到中国经济转型的压力显然比预计的来得更早、更大，迄今所付出的代价比那些先发国家们当年来得更大，而经济转型的成功将远比预计的来得更为漫长和艰难。
 

　　过去几十年我们的高校争创世界一流战略走的就是“后发优势”这么一个棋路，不改变体制和文化，通过快速引进等技术模仿手段，使得几乎所有的量化性指标有了快速的上升，于是自我认定已经(或接近)国际一流了。这种发展模式二十年后的今天到底效果如何，靠我们自己在媒体上说没有用，还是得让广大的学生们、家长们，还有殷切期待我们高校产生创新技术的产业界来评说吧。
 

　　前几天德国足球队击败阿根廷赢了世界杯冠军，儿子跟我打赌输了。但他很好奇地问我，如果中国队跟阿根廷踢，会输掉几个球?我感慨地跟他说，中国队和阿根廷队差距很大，放开来踢的话，被打进10只球都是可能的。但我想告诉你，以前更穷更落后时差距绝对没有这么大。三十年前，中国国家队在印度的尼赫鲁金杯上，曾1 : 0击败阿根廷国家队，将其淘汰出局。
 

　　中国足球过去三十年里的发展史，是我们坚持不改变体制、而是通过快速引进等技术模仿手段走“后发优势”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目前很多行业的发展状态都与其相似。除了我们的足球队员们还没有解决把球踢进对方门框以及始终无法参加世界杯比赛这些小问题外，队员们的收入、激情、自信心以及商业化运作水平与当年实在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说我们的足球无法参加世界杯，从技术上讲不完全正确，一个月前我们激情的记者们硬是找到了振奋人心的线索，说世界杯32强参赛队员中，来自中超和中甲(的外援)共有6人，创下历届世界杯外国参赛队现役中国职业队球员以及有中国职业队球员的参赛的新高。据说中国足协正在积极考虑申办2026年世界杯并力争获得那一届的世界冠军!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踌躇满志，什么样的自信!
 

　　一个人如果不能冷静客观地看待自己的历史和现状，将很难看清自己的未来!而每一个令人振奋的新理论，是要靠时间来证明其优劣的，这跟理论提出者的爱国激情无关，跟自信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