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轻舟）按：昨天看到某君给俺博文的评论，中有一句“你们文科这一点都做不到，还讲什么学术?”——咦，“你们文科”，俺乐得呀，前仰后合——这第二人称(及其所有格)指谓不明呀，不知是文科“被代表”了，还是俺“被代表”了?如果这“你们”包括了鄙人“二把刀”，领受了，领受了，不胜荣幸!至于“学术”嘛......俺到此只为找人吹牛聊天(四川方言“摆龙门阵”)，讲讲故事(段子)，拽几句歪诗，诚不知“学术”为何物——可以吃吗?

　　好了，好了，俺们“文科”要开始讲小故事了(述而不作)......
 

　　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春寒料峭。翰林学士侍讲(院士?学部委员?)、“负天下之望三十年”(司马光语)的王安石参知政事(入政事堂，位同副相)，“熙宁变法”之大幕缓缓开启......
 

　　历来言及王安石变法，多从政治、经济切入。惟贺麟先生(“新儒家”一代宗师，四川成都金堂人)施以哲学观照。诸位若有兴趣，可查阅《王安石的哲学思想》一文，见贺麟《文化与人生》。宋明道学，“心”与“理”两端(陆九渊与朱熹之分歧)，亦可由此生发，于此按下不表。
 

　　介甫公初置“制置三司条例司”(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陆续颁布诸法，总括来说分富国之法、强兵之法与取士之法。富国、强兵(什么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这个法、那个法......)已多有论述，这里俺只聊聊取士之法。
 

　　盖宋有“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一说，开科取士事关国家元气(读书人自命天下元气)，无论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实乃士大夫阶层切实利益攸关。革新取士之法，除整顿选拔制度外，“考什么，不考什么”之争论尤为激烈：
 

　　熙宁变法之前，在宋仁宗皇帝(就是狸猫换的那个太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冠以“仁”为庙号的帝王)的支持下，范仲淹、欧阳修等推行“庆历新政”，其中有“精贡举”之策，范仲淹曰(以下言辞均属史传类文言，难度不超过初中语文，就不翻译咯)：
 

　　国家专以词赋取进士......求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固当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庶可救其不逮。——见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三》。
 

　　至熙宁变法，王安石主张：
 

　　今人才乏少，且其学术不一......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故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十一》 下同

　　而苏轼认为：
 

　　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包括范仲淹、王安石等——“二把刀”注)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司马光亦忧虑：
 

　　神宗罢赋、诗及诸科，专用经、义、论、策，此乃复先王(尧舜汤武——“二把刀”注)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安石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式，同己者取，异己者黜。
 

　　后来的事情，大家基本都知道。士大夫阶层历来标榜“君子”，“君子不党”，然而实际政治中，谁不抱团取个暖呢?——王安石、吕惠卿(这个人，俺只有“呵呵”)一系号“熙丰党人”(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即通常所谓“新党”)，司马光、吕诲一系称“元祐党人”(宋哲宗“元祐更化”，即“旧党”)。新党看自己个个是君子，看旧党个个是小人;旧党看自己个个是君子，新党个个是小人。新党中诸位确实立场鲜明，个个“闯将”。旧党的情况就太复杂了，除了领头的司马光、吕诲二公，其余如苏轼、苏辙、欧阳修、范纯仁(范仲淹子)等被划到旧党中人不过部分反对新法罢了。其中尤其苏轼最为“憋屈”，新党在台上他要批评，旧党在台上他要批评，“一肚子不合时宜”(王朝云语)，“风箱里的耗子——两头窜”(“二把刀”语)，因为他根本不懂：
 

　　在一个已经极化的空间里，粒子要想保持自由运动，其充要条件是：you are no charge!
 

　　而王安石急于把他的“江宁模式”(安石在江宁知府任上的新法试验)推向全国，空有一腔“定性”的宏愿，没有“定量”之谨慎(朱熹力倡“实事求是”，正是此理)，又以“孔子诛少正卯”的姿态党同伐异，以致后来“群小竞进”(苏辙语)，连自己都被吕惠卿给耍了!——正应了司马光之预言，而元祐以来，这个预言又应在了司马光自己身上：旧党分裂为“蜀党”、“洛党”、“朔党”，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后来的结局就是：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二把刀"曰(不是有个“太史公曰”么?)：很多时候满大街都是“王安石”、“吕惠卿”，他们找不到“司马光”，就把“苏轼”当“司马光”啦!
 

　　PS：《以镜窥天——天文观测手册》(暂定名)完工啦!交稿啦!暂时解放啦!可以写《朗道的教程和费曼的讲义(3)》啦!同志们，不好意思，久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