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是从社会的角度去看待这部影片的吧，尽管它确实也是这样呈现的：从作为背景存在的都更事件、台北学运、美丽湾事件，到作为电影主体的校园侵害事件，都旨在表现的弱势群体的“寒蝉”声微，却不能止的涵义。但是，作为一个女性来看这部电影，心情更为复杂。
 

　　电影塑造的女性群像都各自承受着伤痛：律师方安昱在职场上能干潇洒，在婚姻危机的面前却是无力而脆弱的模样;她的学姐林律师，面临丈夫的背叛却要勉力挽回名誉及家庭的完整;白白的母亲，则是作为“外室”的无爱进而冰冷的形象。
 

　　但是，最痛苦的莫过于作为核心人物的白白——追求独立就意味着与母亲关系的僵化，涉世未深就遭遇教授李仁昉的侵害，进而演化成复杂的暗黑“畸恋”。从必须保守“不能说的秘密”到被误会而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对一个封闭内心不自信的少女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精神创伤。
 

　　这种创伤，是“PTSD症候群”、“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这样的术语难以形容的，所以导演才会不吝用血色来表现伤害的残酷性。郭采洁的柔弱形象在这个时候显示出了巨大的说服力。当你看到一个瘦小的女生躬起身体，惊惶地看着流满了血的手腕，喃喃地说“这是怎么了”，眼角淌下泪滴的时候，谁都有一种我见犹怜的心痛。
 

　　电影用了相当的笔墨来描述白白的内向与天真。她不知道该怎么跟陌生人说话，但是木宏帮她拎箱子进房间，她居然傻乎乎地就关上门请他吹冷气。她对教授，也因为他谈吐的潇洒而有意乱情迷的瞬间。在被凌辱后，她不知求助，反而被教授的言语所迷惑，发展成畸形的情人关系。
 

　　正是因为白白的内向，情节才得以推动，因为遭遇侵害，但唯独因为白白的痛苦分外强烈，事件才演化得一发不可收拾。也正是因为女孩的天真，施暴与迷惑者才更加不可原谅。其实，不同于大陆校园性侵案件里的猥琐男主角，台湾的导演王维明有意识地令”禽兽“教授显得风采洒然，戴立忍尤其擅长呈现这种魅力：博学、幽默、优雅。
 

　　不能否认白白对他有仰慕之情，但是即便如此，也不能改变性侵这种行径的恶劣性质。痞子蔡曾经有一部小说，写一个胖胖的、不是很有魅力的女生暗恋新竹某高科技园的高富帅，后被强暴。女生并没有因为这是自己喜欢的人而感到幸福，而是强烈的被凌辱感。强制性行为，对女性来说，带来的只能是身心的创伤。即便白白与教授发展成情人关系，每提到他的名字，她还是感到恐惧(医生语)，并陷入无意识的自残。在法庭上，她一再强调，”第一次不是自愿的!“。
 

　　至于她幻想教授对她的喜爱，并误以为两人陷入爱情，作为成熟女人的方律师一眼看破，”这是一种幻觉“。敢在第一次与女学生私下相处时便借机强暴的教授，绝非偶然地、纯洁地爱慕少女，而是一个老于此道的”惯犯“。而借势权力的性，哪里有什么两情相悦!
 

　　其实，在此之前，影片便多有暗示。初入乐团，小玲告诉白白，”教授喜欢吹得烂的学生，吹得越烂他越喜欢“;教授约午饭，利亚表现得满不情愿。最后，果然也证明，她们也是遭遇性侵的对象。所以，作为教授妻子的林律师才显得可悲。因为她执意要维护家庭的完整和丈夫的声誉，而不顾他背叛婚姻与伤害学生的事实。在法庭上，她咬定是白白”追求教授而不可得“。作为一个知识女性，在家庭面前失去自我，甚至失去理智与良知，这与传统里盲从丈夫恨”小三“的家庭妇女，根本没有什么不同，这才是可悲之处。

　　不仅是教授的妻子，几乎所有人都在辱骂白白不知廉耻地破坏别人的家庭，甚至包括她自己的母亲，也要怀疑她”是不是你勾引教授“。侵害之恶，却要女性来承担骂名;被侮辱被损害，除非缄默不语，否则就要被怀疑被舆论加倍侮辱，似乎向来如此。这是这部电影，也是这个社会症结最暗黑无解之处。
 

　　在电影的最后，还可以有教授败诉身亡，妻子赴台北开始新生活，遭侵害的女学生们纷纷发声。但是，在真正的生活里呢?有多少”寒蝉“未敢言语，有多少伤害含糊过去?
 

　　在这部电影里，女性是正向的，所以电影才会有温柔的和解，让方安昱重获幸福的家庭生活，让她与王老师之间的友情复苏，让林律师挣脱家庭的噩梦去台北重新开始，让白白和妈妈达成谅解。在我看来，这就是一部女性主义的电影，身处弱势的女性如何为自己争取，争取公义，争取独立，在争取事业的同时争取幸福。这种争取是倔强的，好像白白说”谢谢你没有跟他们和解“，又好像方安昱在法庭上愤怒的姿态;但是，它的内里又是柔软而温暖的，因为女性之间彼此的关爱，就好像这部主题阴郁的片子，用的却满是暖色调。但是，正如现实中，李仁昉的原型未曾获罪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离公义，离完美的生活都还那么遥远。还有多少未达成在等待我们去争取，在争取的路上又要历经多少孤独与不理解，多少破碎与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