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豆瓣，takuyoku）电影最后，一段枯沉的大提琴响起，蒙太奇的镜头写意，六爷身着55军大衣，手执日本武士刀，迎接死神般奋力地向着对岸整装待发的黑帮团体奔跑，在野湖两岸匹夫的热泪中倒下，这时《花房姑娘》的曲声随着片尾演员表的播放响起，仿佛为这位并不魁梧的老人奏响最后的挽歌。
 

　　如何形容六爷这个角色?英雄?作死?或许难以以偏概全，管导所要阐述的在我看来是老去一代对于时代变迁的无力与叹息。
 

　　六爷已近耳顺之年，开着破败的小店，典型的老北京胡同窜子，在文，革后北京武斗文化兴起时磨练出一身本事，在江湖上交友甚众，仗义疏财，连京城的片警都要对之礼让三分。这也是那一代北京胡同窜子的特点——换来的是因打架入狱对儿子缺乏教育、儿子的反感和抗拒、以及晚年的穷困。北京的社会随着城市化的进程逐步变迁，他不理解人心的变化，不愿意接受他年轻时没见过的西医，也无法适应新的社会规矩。他不适应10号线地铁的拥挤和西城区对宣武区的合并，不适应35元一瓶的啤酒，也不适应法拉利10万的补漆费用。他所能做的只是一边慨叹，一边教着过路人和年轻人礼貌用语，一边乘着命运的船只随着海浪上下颠簸，他是无力的，正如片头他和许晴那段戏的隐喻，他已经“不行”了。他如同那只奔跑在马路上的鸵鸟般，丧失了自己的栖息地，显得那么狼狈和格格不入。
 

　　以前的水手都知道，遇见风浪要放下船帆，越是将帆拉满就越会靠近死亡。六爷却告诉飚车的年轻人，没事儿，想怎么开怎么开，我受得了，招致的却是昏天黑地的呕吐。他固执地不接受心脏搭桥手术，不叫上他的朋友们帮忙，不愿给深爱他的话匣子一个结局，仿佛世界的秩序还停留在70年代，一切依旧依照着他的轨迹行进。面对这个他不熟悉的世道，六爷拉满了帆，尽全力的抗争并适应着，反而将他与死亡拉得越来越近。我曾经在北京的五号线地铁上见到过一对来自上海的老人，在于他们攀谈的过程当中，他们毫不掩饰对天安门的渴望，当他们说起上一次66年到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的事情，他们的神色仿佛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在六爷身上也是同样的感觉。
 

　　许晴轻哼的《花房姑娘》在影片中出现了数次，象征着所有属于那一代人的温馨。情人间、父子间、朋友间的场景里，苦涩的生活被情感的温暖覆盖，可是当场景切换，那种时间流转无奈且惆怅的感觉还是会在人物的神色间传达。正如《花房姑娘》自八十年代末被传唱，现如今也已成为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白驹过隙间，一切都在悄然流逝，因此固步自封的人必然会被时代所淘汰，然而那一代特殊环境下长大的人，我们却又无法要求他们转变，只能看着他们背对时代渐行渐远。
 

　　影片最后的日本刀和军大衣，源于六爷那一代父辈的军大衣和在战场上缴获的武士刀，在文革的抄家和批斗里渐渐流到红卫兵手中，成为了街头武斗的常用道具，保家卫国的象征尽管沦丧为江湖的行凶利器，却依旧有人凭借它们唱响一代人固执而执着的慷慨悲歌。